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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总的来说，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包容一些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但这一观点可能意味着一些基本的但不相关的事情，一些相关的但非基本的事情，以及一些既不相关又非基本的事情。
实际上在所有的社会里，人类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也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体制，大多数社会的大多数人民具有类似的“道德感”，即关于什么是正确和谬误的基本概念的最低限度道德。如果这就是普世文明的含义，那么它既是基本的又是根本重要的，但是它既不是新鲜的也不是相关的。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真的存在一种对于所有的人类存在都适用的普世文明，那么我们用什么词来称呼人类种族层面之下的主要的人类文化群体呢？毕竟如果文明一词被提高到和被限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所共有的东西，人们就必须或者发明一个新词来指人类整体层次之下的最大的文化群体，或者假设这些大的但非人类范围的群体消失了。而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因此在观察了很多阐述这个词的群体的观点后，个人总结了所谓“普世文明”包括两个层面。
1．“普世文明”一词可以用来指文明化社会所共有的东西
2．“普世文明”一词可以指西方文明中的许多人和其他文明中的一些人目前所持有的假定、价值和主张。
但是，这两个假设都有严重的问题。
先说第一个，可以说我坚信普世主义，但这个普世主义是有普遍约束力的价值观。问题是，他们太多了（如公正，牺牲，自由，忠诚，责任等）。 这些客观上有价值的生活目的是多种多样的，非均质的，不能简化到几个公分母，而且他们本性上是彼此有冲突的。生活中的好东西不可能全部同时达到最大限度。当各种真实价值观付诸实施时，总会有所取舍，正因如此，才有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传统（即文化），所以说对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不能说一切都好。很多人（尤其是西方人）在绘制道义地图和评价自由程度的时候，单拿自身做评判标准过于随意的。
第二个则更有问题，正如我原来批评中国国内的“模拟联合国”风时候所提到的：某些人认为看看或者“研究”几天某国资料就能模仿某国在联合国的行为而忽略文化历史等很多深度因子出来的模联本身就是空中楼阁而已。不过联合国和实际生活很远大家也就一笑而过了。模拟个人大或者政协恰好联系实际生活，那么这些孩子的无知，自大，理想主义，自我感觉良好和实际相脱节的事实就会血淋淋的展现出来。对于不服气的同学，我也就问一句，你们如何创造一个与现实类似的diversity 结构？一群知识背景都一样的人模拟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太达沃斯化了？ 把脸涂成黑色，你就能理解非洲几百年的种族及文化冲突了？
这里再用亨廷顿同学的理论定义以下达沃斯文化：
达沃斯文化: 本来是一个每年在瑞士达沃斯开的经济论坛，参加者大约有几十个国家约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等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人所典型拥有的。达沃斯人的特点是实际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因此它们所推崇的达沃斯文化在某种角度显得极为重要。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有多少人共有这种文化？在西方之外，可能不到五千万人，即少于世界人口的1％，也可能少至世界人口0．1％。
实际上亨廷顿同学也在他的书中尖锐的指出所谓的达沃斯文化，恰好也是某些“国际知识分子”所犯的通病：即共同的知识文化只存在于精英层次。它在许多社会中根基很浅。（而这种浅薄恰恰常被某些非西方的达沃斯知识分子用来作为所在文明人口低素质的证明，却看不到自己爆棚的优越感）而且值得怀疑的是，它是否甚至在外交层面上包含被称为共同的道德文化或一套共同价值的东西，以此与共同的知识文化相区别。因此可以说，所谓的达沃斯文化仍然是沙土垒起的城堡，缺乏广泛的传播基础。只能是某些精英用来顾影自怜，彰显“水平”的工具而已。 和小资文化没有本质的区别。甚至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党的被推翻就是因为其上层过于达沃斯化而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国情。从而被来自于草根的共产党打败。
除了上面两个普世文明观点外，还有一种流行的解释是：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而通俗文化和消费品在世界上的流行，代表了西方文明的胜利。
而亨廷顿同学更认为这是一种侮辱而不是夸赞正如他在书中所述：这一论点反而使西方文化变得无足轻重。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麦克”（“巨无霸”Magna Mac）。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后者，但这对于他们接受前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而且这一论点对于他们对待西方的态度来说也没有意义。在中东的某个地方，几名年轻人满可以穿着牛仔裤，喝着可乐，听着摇滚乐，但他们却可能在向麦加顶礼膜拜的间隙，造好一枚炸弹去炸毁一架美国飞机。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美国人消费了成百万的日本轿车、电视机、照相机和小电器，却没有变得“日本化”，相反却变得与日本更加敌对。只有幼稚的妄自尊大才会导致西方人假设非西方人会通过获得西方商品而变得“西方化”。试想，当西方人把他们的文明等同于充气饮料、褪色的裤子和油腻的食品时，关于西方，这告诉了世界什么呢？
在驳斥了以上论点后，让我们来从文明的不同角度来看是否有一种“普世文明”在出现中：
考虑到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如果一种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现，那就应当有出现一种普遍语言和普遍宗教的趋势。
那么我们就先来从语言角度考虑是否有普遍语言的出现。
那么很多人都会说英语是世界语言。 问题是，日常生活中用英语作为母语交流的人只占世界人口的8% （印度虽然官方语言是英语，但是实际生活语言却是土邦语和印度语）
那么从一种意义上说，对于世界上92％的人来说是外语的语言，不可能是世界语言。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如果它是来自不同的语言群体和文化的人用来彼此交流的语言，那么按照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它应该是世界上主要的“更广泛交流的语言”（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LWC）（从某种意义来说，也可以被形容为需要彼此交流的人们不得不寻找交流的工具。）
从历史来看，文明间交流是依赖于受过特殊训练的专业翻译人员的。这些人可以熟练地使用两种以上的语言来作口译和笔译。但广义来看这是很不方便的，花费时间的和代价也是是昂贵的。因此，在整个历史上，不断出现通用语言，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世界是拉丁语，在西方几个世纪中是法语，在非洲的许多地区是斯瓦希里语，20世纪后半叶，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是英语。外交家、商人、科学家、旅游者和为他们服务的餐饮业、飞机驾驶员和空中交通控制人员，彼此需要某些有效的交流手段，现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英语。
从这一意义上说，英语是世界上进行知识交流的方式，正如公历是世界的计时方式，阿拉伯数字是世界的计数方式，以及对于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十进制是世界的度量方式一样。然而，用这种方式使用英语是在进行文化间的知识交流；它的前提是存在着相互分离的文化。通用语言是处理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方式，而不是消灭它们的方式。它是交流的工具，而不是认同和社会群体的根源。日本的银行家和印度尼西亚的商人彼此用英语交谈，并不意味着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盎格鲁化或西方化了。讲德语和法语的瑞士人用英语相互交流的可能性，不亚于他们使用两种国语中的任何一种，这同样也不意味着他们盎格鲁化了。同样，英语作为一种辅助国语在印度被保留了下来，尽管尼赫鲁不赞成这样做。这证明了印度非印地语民族保存自己语言和文化的强烈愿望，以及印度仍然作为一个多语言社会的必要性。
历史上，语言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权力的分配。使用得最广泛的语言——英语、汉语普通话、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都是或曾是帝国的语言，这些帝国曾积极促进其他民族使用它们的语言。权力分配的变化产生了语言使用的变化。在全世界，“两个世纪以来英国和美国殖民的、商业的、工业的、科学的和财政的权力在高等教育、政府、贸易和技术方面留下了相当大的遗产”。英国和法国坚持在其殖民地使用自己的语言。然而，大多数前殖民地在独立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努力用本土语言来代替帝国语言，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苏联的全盛期，俄语是从布拉格到河内的通用语言，由于俄罗斯权力的衰落，把俄语作为第二语言来使用者相应减少了。像在其他形式的文化中一样，日益增长的权力既引起人民对本国语言的维护，又刺激其他人学习该语言。在柏林墙倒塌后的令人兴奋的日子里，统一了的德国仿佛是个新的庞然大物，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是，那些英语拥熟的德国人在国际会议上说德语。日本的经济力量刺激了非日本人学日语，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产生类似的汉语热。汉语正在迅速取代英语成为香港的主导语言，而且鉴于海外华人在东南亚的作用，汉语已经成为这一地区许多国际商业交易中使用的语言。随着西方实力相对于其他文明逐渐衰落，其他社会中使用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以及用它们来进行各社会间交流的情况，也将缓慢减少。
假如在遥远未来的某一天，中国取代了西方成为世界占优势的文明，英语作为世界的共同语言就将让位于汉语普通话。
其次是宗教。一种普遍宗教出现的可能性比一种普遍语言出现的可能性大不了多少。20世纪末宗教在世界各地出现了全球性的复兴，这一复兴包含了宗教意识的加强和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它因此扩大了宗教之间的差异。宗教复兴不一定包含信奉不同宗教的人口的重大变化。从可见的长期来说，穆罕默德会远比耶稣占上风。因为基督教主要是通过使人皈依来传布，而伊斯兰教则通过使人皈依和人口繁殖来传布。那么我们能否就此断言，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会是穆斯林呢？ 这个结论也许会让自我感觉良好的基督教同学抑郁吧。
最后是交流，实际上，互联网的发展也从侧面在证明着这一话题：
很长时间内互联网快速普及的过程曾被看作全球化乃至普世化的重要表象之一. 但是到今天来看，这似乎不过和印刷电话电报等一样是一种通讯方式的更新而已. 从统计数据看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并没有促进全球化。 其重要表象之一是英语或任何一种语言没有通过这种普及成为网络世界通用语. 和弗里德曼所预言的世界是平的不同，今天的互联网世界从语言学角度看实际是不同语言的区域集合而已. 绝大多数人们仍然活动在自己的网络母语区域中并几乎不和其他语言区接触.
有趣的是,当一种语言区试图大规模和另一种语言区接触时,引起的往往是反感而不是好奇. 前段时间中国人大规模用中文在奥巴马G+的回复引起美国人的反感即是如此。 因此说，即使中国政府拆掉防火墙，美国人也会为中国人建立起另外一座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一个笑话。因为即使在互连网上中国人和美国人交谈，双方文化的鸿沟并不会因使用哪种语言而得到弥补乃至趋同。
那么所谓的普世文明究竟是什么？ 它出现的背景又是什么呢？
让我们来追溯一下历史。
从历史来看，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19世纪，“白人的责任”的思想有助于为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统治作辩护。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
可以说，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但却很少考虑这种普世文明思想在其他文明中除了少数西化精英外几乎得不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或者更准确的说，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带有西方价值观霸权的代名词，正如“文明”概念一样——文明
是一种先发国家的自我标榜。这些国家以此垄断了“善”的话语权。故此有蛮族入侵罗马一说。
及至近代，先发的欧洲人将现代性等同于普世性。并认为自己的文明特点是现代性的绝对基础。 而当当西方文明的火炬传到美国后，更是将这种普世霸权发挥到极致。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所代表的西方，以国际社会的名义，垄断了发展模式的话语权。 甚至掌握了“自由”的定义权。
而这背后，存在着三种隐含的，却并不成立的假设。
首先是前文提到过的福山理论：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自由民主制在全世界的普遍胜利。这一论点的最大谬见是认为只存在唯一的选择。它建立在冷战的视角之上，认为共产主义的唯一替代物是自由民主制，前者的死亡导致了后者的普遍出现。然而，显然存在着许多形式的独裁主义、民族主义、社团主义和市场共产主义（如在中国），它们在当今世界存活得很好。更重要的是，存在着许多位于世俗意识形态世界之外的宗教选择。在现代世界，宗教是主要的，可能是唯一主要的促动和动员人民的力量。因此说福山的想法是十足的西方式傲慢的表现：由于苏联共产主义垮台了，西方就永久赢得了世界，穆斯林、中国人、印度人和其他人将仓促地把西方自由主义当作唯一的选择来接受。而事实是：冷战所造成的人类分裂已经结束，但种族、宗教和文明所造成的人类更根本的分裂依然存在，而且产生着大量新的冲突。
第二个假设是，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一般来说包括贸易。投资、旅游、媒体和电子通讯——的增长正在产生一个共同的世界文化。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改善确实使得资金、商品、人员。知识、思想和影象在全世界的流动变得更加容易和费用低廉。毫无疑问上述一些方面的国际流动增长了。然而，人们对于这些流动的增长会产生什么影响，却存在着许多疑问。贸易会增加或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吗？它会减少民族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的假设至少没有得到证实，而且还存在着大量相反的证据。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际贸易大大扩展，在接下来的10年中冷战宣告结束。然而， 回顾历史，在1913年国际贸易实际是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但是在其后的几年中，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屠杀却规模空前。如果那种程度的国际商业尚不足以阻止战争，那么何种程度可能？这一证据不能支持商业会促进和平的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假设。90年代所作的分析进一步对这一假设提出了疑问。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说：“对于国际政治来说，贸易的增长水平可以是很大的分裂力量……”“国际制度中日益增长的贸易本身不可能缓解国际紧张状态或促进更大的国际稳定。”另一项研究论证说，高水平的经济相互依赖“可能导致和平，也可以导致战争，这取决于对未来贸易的预期”。经济相互依赖只是“在各国预期高水平的贸易在可预见的将来将持续下去时”，才会促进和平。如果各国预期高水平的相互依赖不会持续，战争就可能出现。
为普世文明正在出现作辩护的第三个，也是最常用的论据，是把它看作自18世纪以来持续进行的广泛的现代化进程的结果。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它是始于18世纪的科学知识和工程知识惊人扩张的产物，这一扩张使得人类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控制和营造他们的环境。现代化是一个革命进程，唯一能与之相比的是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即文明本身的出现，它发端于大约公元前5000年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现代社会中的人的态度、价值、知识和文化极大地不同于传统社会。作为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文明，西方首先获得了具有现代性的文化。上述论证提出，当其他社会获得类似的教育、工作、财富和阶级结构的模式时，这一现代西方文化将成为世界的普遍文化。
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即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具有现代文化的各社会比具有传统文化的各社会彼此更加相似。显然，一个在其中一些社会非常现代，而另一些则仍然很传统的世界，与另一个在其中所有社会都具有彼此相差无几的高水平的现代性的世界相比，较少同质性。那么一个在其中所有的社会都是传统社会的世界又是如何呢？这样的世界存在于几百年以前。它的同质性会少于一个具有普遍现代性的未来世界吗？或许不会。布罗代尔认为，“明朝时期……的中国同瓦鲁瓦王朝时期的法国的相似程度肯定超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相似程度。”
然而，现代社会可能由于两个原因比传统社会彼此更加相似。
第一． 现代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日益增多虽然可能不会产生一个共同文化，但它确实促进了技术、发明和实践从一个社会向另一个社会的转移，其速度和程度在传统世界中是不可没想的。
第二． 传统社会以农业为基础；现代社会以工业为基础，其工业可能从手工业演变为传统重工业再到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业。农业模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比工业模式更加依赖于自然环境。它们因土壤和气候的差异而不同，因此可能造成不同形式的土地所有制、社会结构和政府。无论威特福格尔的水利文明的论点具有什么样的全面优点，依赖于大规模灌溉系统的建造和操作的农业，确实促进了中央集权的和官僚的政治权威的产生。很难作其他的解释。富饶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可能促进大规模的种植业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发展，这个社会结构包括人数不多的富裕的地主阶级和从事种植劳动的广大的农民、奴隶或农奴阶级。不利于大规模农业的条件可能鼓励独立的农场主社会的出现。简而言之，在农业社会中，地理塑造了社会结构。相反，工业社会较少依赖于地方的自然环境。工业组织的差别可能产生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差别，而不是地理差别。可以设想，前者能够趋同，后者则不能。
现代社会因此有很多共同性，但是它们必然融为同质性的吗？那种认为它们必然如此的论点建立在下述假设之上：现代社会一定接近于某种单一的类型，即西方类型，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然而，这是完全虚假的同一。西方文明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其独特的特征在以后的世纪中得到了发展，它直到17和18世纪才开始实现现代化。西方远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前。
在现代化之前的几百年间西方社会的这些独特特征是什么？各类学者已对此作出了回答，这些答案在一些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在可以被合理地看作西方文明核心的体制、实践和信念方面却意见一致。包括下述方面：
古典遗产。作为第三代文明，西方从以前的文明中继承了许多东西，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古典文明。西方从古典文明中得到很多遗产，包括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和基督教。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也对古典文明有所继承，但是在任何方面其程度都远不及西方。
天主教和新教。西方的基督教，先是天主教，尔后是天主教和新教，从历史上说是西方文明唯一最重要的特征。确实，在它诞生后的第一个一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把现在认作西方文明的东西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在西方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中，存在着成熟的社会群体感，这使它们区别于土耳其人、摩尔人、拜占庭人以及其他民族；正是为了上帝和黄金，西方人在16世纪向外征服世界。宗教改革与反改革和西方基督教世界之分裂为北方的新教和南方的天主教，也是西方历史的独特特征，而这在东正教中是全然不存在的，很大程度上也与拉丁美洲的经历相距甚远。
欧洲语言。语言是仅次于宗教的、使一种文化的人民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人民的要素。西方在其语言的多样性方面不同于大多数其他文明。日语、印地语、汉语普通话、俄语，甚至阿拉伯语都被认为是它们文明的核心语言。西方继承了拉丁语，但是出现了各种民族和与之相伴随的民族语言，这些语言被宽泛地划分为范围广泛的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到16世纪，这些语言一般已呈现出它们的当代形式。
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在整个西方的历史上，先是唯一的教会然后是许多教会与国家并存。上帝与皇帝，教会与国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在西方文化中始终普遍地是二元的。除西方文明之外，只是在印度文明中也才有宗教与政治如此明显的分离。在伊斯兰教中，上帝即皇帝；在中国和日本，皇帝即上帝；在东正教中，上帝是皇帝的小伙伴。作为西方文明象征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和一再出现的冲突，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存在。这种权威的分裂极大地有利于西方自由的发展。
法治。法治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核心观念，是从罗马继承来的。中世纪的思想家曾详细阐述过自然法的思想，君主应当根据自然法来行使他们的权利，而普通法的传统则在英国得到了发展。在16和17世纪的绝对君主制阶段，法制在现实中遭到的破坏多于被遵守，但是人类的权力应受某种外部力量制约的思想仍然延续了下来，这就是拉丁文名言“Non sub hoine sed sub Deo et lege”的意思。法治的传统为宪政和人权保护奠定了基础，包括保护财产权不受专制权力的侵犯。在大多数其他文明中，法治在影响思想和行为方面是一个较不重要的因素。
社会多元主义。历史上，西方社会一直是非常多元化的。正如多伊奇所注意到的，西方的独特性是“多样化的自主集团的兴起和延续，它们并非建立在血缘关系或婚姻基础之上”。从6世纪和7世纪开始，这些集团最初包括修道院、修士会、行会，但以后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扩大到包括各种其他协会和社团。协会的多元性又得到阶级多元性的补充。大多数西欧社会包括相对强大和自主的贵族、大量农民和虽然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商贾阶级。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封建贵族的力量在限制绝对君主制稳固扎根的能力方面特别重要。欧洲相对的多元性与同时存在于俄国、中国、奥斯曼帝国等相对统一文化，中央集权的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代议机构。社会的多元性最初导致了等级、议会和其他代表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集团的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提供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为现代民主体制的代议制形式。在一些例子中，这些机构在绝对君主制期间被废除，或者受到很大的限制。然而甚至当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如在法国，它们仍然得以复活，并成为扩大政治参与的工具。没有任何其他的当代文明具有可与之相比的可以追溯到一干年前的代议机构的传统。在地方层面上，也发生了大约始于19世纪的自治运动，它们先是在意大利的各城市中发展，然后向北蔓延。这些运动“迫使主教、地方贵族和其他显贵与市民分享权力，而且最终常常完全屈从于他们”。这样，全国层次上的代议制就得到了地方层次上的自治措施的补充，后者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是不存在的。
个人主义。上述许多西方文明的特征促进了文明社会中所独有的个人主义意识及个人权利传统和自由传统的出现。自由主义产生于14和15世纪，被多伊奇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革命”的个人选择权利到17世纪在西方被普遍接受。对所有个人平等权利的要求——“英格兰最贫穷的人生活得像最富有的人一样”——即使没有被普遍接受，也得到了清楚的表达。在20世纪的各文明中，个人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显著标志。在一位学者对包括50个国家的类似例子的分析中，在个人主义指标方面得分最高的20个国家包括了除葡萄牙之外的所有西方国家，再加上以色列。另十个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作跨文化研究的作者同样强调，与其他集体主义盛行的地方相比，在西方，个人主义占统治地位，该作者得出如下结论：“在西方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最由重要。”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一再把自由主义认作西方主要的区分标志
上述条目并不意味着穷尽了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也不意味着那些特征总是普遍地存在于西方社会中。显然它们不总是普遍存在，因为在西方历史上经常有许多暴君忽视法制和中止代议机构。它也不意味着所有这些特征都没有出现在其他文明中，显然其他社会也有这些特征，例如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构成了伊斯兰社会的基本法律旧本和印度曾有过在西方流行的阶级制度（也许由于此，它们是仅有的两个维持了一定时间民主政府的重要的非西方社会）。这些因素单独来说几乎没有一个是西方独有的。然而，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却是西方独有的，是它们赋予了西方独特性。这些概念、实践和体制在西方不过是比在其他文明中更普遍。它们至少形成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持续不变的核心的一部分。它们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西方能够在实现自身和世界的现代化中起带头作用的因素。但同样，它们不是非西方在实现自身和世界的现代化中的必要因素。
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西方的扩张促进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西方化。这些社会的政治领袖和知识领袖用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对西方的影响作出了回应：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接受两者；接受前者，拒绝后者。
凯末尔主义即拥护现代化和西方化。这一主义建立在下述假设的基础上：现代化是可望的和必要的，本土的文化与现代化不相容，必须抛弃或废除；为了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社会必须完全西方化。现代化和西方化相互加强，而且必须相辅相成。
凯末尔主义论点的温和形式——非西方社会可以通过西方化而现代化，仍然没有得到证实。凯末尔主义论点的极端形式斗西方社会为了现代化必须西方化，并没有作为一个普遍的命题而成在。然而它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些非西方社会．其中本土文化为现代化所造成的障碍如此之大．以致于如果要客现规代化，该文化必须实质上为西方文化所取代？从现今国际社会来看，并不是如此，世界上很多国家如日本，中国等国都在不同程度的引进和运用西方技术来支持自己的现代化。这是不是意味着儒家社会，日本社会或伊斯兰社会现代化的同时西方化？选择似乎并非仅限于此。此外，新加坡、台湾、沙特阿拉伯，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伊朗，已成为现代社会而没有变为西方化。伊朗国王确实曾试图遵循凯末尔主义路线，实行现代化和西方化，但引起了强烈的反西方反应，而不是反现代的反应。这也是后面霍梅尼宗教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社会在实现现代化方面一直存在着困难。伊斯兰教与经济事务方面的现代性在诸如利润、禁食、遗产法和妇女参加工作等方面的确与现代社会工业结构有一定冲突。但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穆斯林宗教曾阻碍穆斯林社会沿着通向现代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在除经济以外的其他大多数方面伊斯兰教与现代化并不冲突。虔诚的穆斯林能够研习科学，在工厂中有效率地工作，或利用先进武器。
这说明：现代化并不要求有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或一套体制，因为选举、国家边界、市民联合以及西方生活的其他标志，对于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必需的。
伊斯兰教作为一个信条可以满足管理顾问和农民的需要。伊斯兰教法没有就伴随着现代化的转变说任何话，诸如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变，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或从社会静止向社会流动的转变；也没有冲击诸如大众教育、高速通讯、新形式的运输工具或医疗照顾这样一些事物。同样，甚至反西方主义和复兴本土文化的极端支持者，也并不拒绝使用电子函件、录音录像磁带和电视等现代技术来促进他们的事业。
因此简言之，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确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它们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细。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持下述看法几乎“是幼稚的”：现代化或“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湘反，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因此，将西方文明等同于现代化文明并引申为普世文明的想法是非常不正确的。
事实上，从另一个角度看，将西方文明等同于现代化文明并引申为普世文明的想法不仅是西方自大的后果，而且是一枚可以反噬的苦果。看历史不难发现，西方文明对非西方的优越感是建立在丰富的物质基础和先进的科技上的。但是实现这一切的原始积累却是无数印加人，黑奴，华工，印第安人乃至自己民族的穷人的尸体和土地上的。认为西方模式是现代化模式并是普世文明在推广过程中必然遇到一个关键的问题：
人们所向往和追求的西方发达生活标准是否世界人口/资源比相符？ 即如果全世界都按西方模式进行运行，是否能够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标准？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不行。 这也是为什么德国总理能说出印度人每天多吃一顿饭，欧洲就要挨饿；和奥巴马说中国人如果按美国方式生活对全世界是个灾难的核心原因所在。
如果现在世界上的所有资源都算上都无法供应全世界人口全部达到所谓的小资生活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其实就是剥削的产物，而追逐这个标准本身就会产生社会分层（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家社会）只是程度大小区别而已。有趣的是，很多人相信通过实现某种制度就可以无视资源现实而达到或超越这个生活标准。是否是只考虑了经济学理性人定理而忘记了有限性定理（交易成本）？
因此，欧美在推行普世文明的同时必然遇到现实利益与理想不符而实行双重标准的难题。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欧洲在普世价值博爱口号和对自身文明是其他文明最终学习目的的心态下大量吸纳穆斯林；但是同时却忽略了穆斯林的远高于当地的生育率。当这些难民的子女（一般都是穆斯林）都有所在欧洲国国家国籍，然后通过投票选择穆斯林法的时候。西方是否承认这个法律的合理性?即别人用你文明的游戏规则来毁灭你文明时,你是遵守规则毁灭自己文明还是捍卫文明毁掉游戏规则?问题是游戏规则也是文明的一部分,毁游戏规则本身就是在毁文明。 欧洲自大的结果使得自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
另一个典型例子则是美国：一些美国人在国内推行多元文化主义而另一些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还有一些美国人则两者都推行. 而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现今美国文明基础构成了严重威胁（尤其是天主教背景的拉美裔在美国的兴起）,在国外推行武力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这种推行把美国和西方从仲裁者放到了镇压者的位置上，从而引起仇恨和排斥）。 可以说这两种观点都否认西方文化的独特性。 全球单一文化论者想把世界变成美国一样；而美国国内多元文化论者则想把美国变得和世界一样。 事实上，一个完全缺乏主流文化的多元文化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 而多元文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包容所有文化的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
可以说，进入20世纪末以来，西方领导世界的地位正在相对逐渐而且无规律的衰落，而那些向西方学习走上或正在走上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国家却在逐步追赶西方的同时恢复着文明自信心。 甚至在很多领域已经对西方构成了某种意义的威胁。这西方学者，特别是政治领袖不愿接受的。这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的一个不可解的情结是：为什么那些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亚洲兴起的国家走上了他们创造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道路的同时没有被同化，反而对他们构成了威胁？照他们的预想，这些兴起的国家应该在一切方面（政治的、文化的）本应跟着西方的领导进行同化，听命于西方才是“合理”的。但是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
但是从十六世纪以来就所形成的欧洲文明中心论（美国文明算欧洲文明的延伸）有两个特点:
一．在欧洲人的心目中,殖民主义的成就证明了他们的优越性;
二．欧洲文化的优势给欧洲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可见殖民主义与优越论是并行演进的现象.
问题是当今天欧美遇到到中国后,这个说法就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为了解释这个挑战, 很多欧美知识分子选择了诡辩而不是逻辑。 为何呢? 因为近代早期有修养的欧洲人多半善于修辞学,而夸耀术的基本方法是表扬与非难。比起真心承认差距，继续努力超越来说，已经富足的传教士们，自然愿意运用熟悉的这一技术来为欧洲人的优越感作辩护，似乎只要表扬欧洲而不顾事实的非难中国,问题就解决了。
但这种鸵鸟政策反而引起了中国的崛起，正如 王义桅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所陈述的：
“中国威胁论”之滥觞，先后呈现不同版本。
——中国威胁论一：中国发展不可持续，因为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的核心价值。因而对中国的人权、民主甚为关心，希望通过接触中国而塑造、输入核心价值体系。
——中国威胁论二：中国存在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但是不能普世化，并且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中国于是成为西方普世价值的公敌。
——中国威胁论三：中国提出类似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如“中国模式”概括的，并且极力推广，取代欧洲的统治地位。欧洲人于是担心“当中国统治世界”时怎么办。
在这种价值观主导的话语霸权体系下，中国便处于“三元悖论”困境：无论有无核心价值，无论如何对待普世价值，都成为西方的威胁。
那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应对思路就很明确：忽略西方的双重标准，坚持发展自我文明，将儒家传统的大同学说作为不同于西方的范本进行传播。毕竟和西方不同，儒家文明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基数的同时逐渐拥有和西方不相上下的经济实力，一旦拥有类似英美在基督教文明中的引领国家，那么影响力将不得小看。
对此，亨廷顿也有明确认识： 他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中提出了有两条基本的主张：
（1）抑制伊斯兰与儒家国家的扩张并保持西方在东亚、西南亚国家的军事优势的同时制造儒家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差异与冲突；
（2）巩固能够反映西方利益与价值并使之合法化的国际组织，并且推动非西方国家参与这些组织。
他同时也明确指出，维护美国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认同， 维护世界安全则需接受全球的多样性。 因此承认文明的特殊性和不兼容性,说明游戏规则只适用特定文明而不是普世价值.并以此来确定国家基调, 将异议者排斥出主流。这是西方文明在未来阶段保存的唯一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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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28 11:26